《在场》2016·冬 | 李伯勇 · 在场：对非非而“是”的深入勘探
李伯勇，1948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文学专著14部：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南方的温柔》《恶之花》等4部，随笔散文集《瞬间苍茫》，文学评论集《灰与绿的交响》《文海观澜沉思录》，文化纪实散文集《昨天的地平线》。获首届谷雨文学奖、“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等。
在场：对非非而“是”的深入勘探
———读周闻道《暂住中国》
文/李伯勇
2014年在读了周闻道《国企变法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之后，觉得这位在场主义散文扛旗人，践行着他所倡导的“在场、介入”精神，且以富有个人化（作者、某国企及厂长）在场写作，作细密画般“在场推衍”，使得“在场”在他笔下呈现了周记特点，我写了《国企“变法”的在场性推衍》一文。这部在场作品贯穿着宏观着眼、细部入手的笔力，达到了社会（宏观）叙事与具体个人（微观）的统一。这宏观既指特定的企业和行业，也泛指国企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变革；这微观既指具体企业情境中的当事者，更指基于“个人”所洇漫的心灵和情感的反应，因而周闻道的在场书写就具有生存生活的层次性———在场的丰富性与覆盖性，所引燃的思辩具有及物的穿透力，具有在场散文不可或缺的情感冲击力。应该说，这不是随便一个在场主义写作者所能做到的。
勿宁说，周闻道开启了一道以社会和生活整体性视阈下叙写底层个人心灵命运的在场散文———在场非虚构写作，这应该是在场散文的主流。这就是说，不管写哪个社会行业、写什么样的社会成员，从某一个特定题材出发，作者不一定非得先把宏观社会概貌描述一番，但作者对社会流程与进程一定要胸有成竹———对整体社会变革有真切感知，对置身其中的个人的激荡和疼痛感同身受，这样他所写的社会世相和个人心灵（命运感）方真实，个人和社会的病相及病穴方准确，对读者才具有真正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并提升对社会的认识，认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存在”，显示“在场、介入”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像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齐邦媛的《巨流河》、金雁的《倒转“红轮”》、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等优秀的在场主义作品都具有这样的成色。不过，周闻道的《国企变法录》同中有异，它关注当下的“痛”，凸现现实品格，开启了在场写作的新路子。
近日我又细读了周闻道的《暂住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初版，2016再版），又一次感受了他在场写作的鲜明特性。这本书他的笔触对准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三亿农民经历了三十年、三代人的中国暂住制度，从身边的亲人和乡友，到陌生的农民兄弟姐妹，都为实行了50年的暂住制度纠结得家庭离散美梦破碎心神俱疲，“都面临共同的命运和尴尬，都有共同的迷茫和苦恼”（P194，本文所示页码以初版为准）。这是重大的社会主题，宏大的叙事，又真切扣紧其中家庭与个人的命运及精神畸变，从而定格了一代或数代进城农民不容忘却的“灰色记忆”。
在我看来，《暂住中国》还定格了万千农民因“暂住”而烙下的精神创伤（形下），也是现代转型中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形上），让人们明白，僵化过时的制度禁锢，它的延续只能伤害弱势民众，进而伤害人民群众为了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它的终于被终止（2016年1月1日开始施行《居住证暂行条例》），既表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突破“瓶颈”制度变革的努力，从根本上取消暂住制度，也表明被过时制度所囿的农民走出新天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百年之间，鲁迅“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得流血”的慨叹依然迁延不息。
而且，《暂住中国》不是先布道（让某种理念和呼吁先声夺人）后举证的昂扬铿锵式叙写，而是在饱含深情和细心耐心铺陈暂住者的生活家庭所遭遇的新变与挫折后，作者随手记下充满恳切的思考，甚至诉诸尖锐的质问，如“破灭的力量不是来自竞争对手，也不是自己的工作失误或者努力不够，而是来自他们坚信不疑的法律。”（P113）“2004—2009年中央连续出台6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可现实却是反向而行。”（P269）“我们的许多政府，更趋于功利，对上级负责，远远胜于对民众负责。”（P294）如此等等，即表明作者的思考和思辩接人气、地气，也表明“在场精神”的强劲与持恒。
《暂住中国》深入到被暂住制度所耽搁拖累的各色人等，真实地展现了以此为半径的社会世相，封面上的“一部无法直视的血泪之作/亲历者沉痛演绎的黑色幽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宣传广告用语，而是诉诸着在场的焦灼感痛疼感，比如我读《无根之痛》《二代》等篇章，实在不忍看这些底层人弱势者因为“身份不明”和“不具身份”而陷入或导致的生命悲惨，可他们灿亮生命是这样走过或这样消失，他们青春年华让城市灿亮，自身却因“暂住”身份而黯然无光，几代人的接力/也无法挣脱/阳光下的长夜，（P224）却是横亘我们时代数十年的事实和现实，这样的灰色记忆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真实进程的必要构成。
在阅读中我明知这些大大小小的“暂住者”的悲剧命运，可我不忍看他们不同情境中求告无门青春黯淡生命凋零，或挣扎或无奈忍受的诸般情状———这正是周闻道满怀热忱又不动声色的艺术表达的艺术方法所在，当然也构成了此书的独特魅力。
周闻道像鲁迅那样“心事浩茫连广宇”，不过他又没有像鲁迅“敢有诗吟动地哀”———用笔发出凌厉的“响箭”，而是设身处地为作叙写对象着想，不愠不火，娓娓道来，这样的笔触恰恰触击叙写对象和生活层次的各个“角落”，不时辅以犹如个人经验的社会分析（如P19作者与堂侄的一段对话），他一些尖锐的体制批判社会批判都有着翔实的现实和深沉的情感基础，演绎了由外及内丰盈的在场性。这“对象”既是指经历悲惨命运的人，也是指那些组成环境的各种公务员，前者一心要挣脱“暂住”却总是事与愿违，后者出于公正之心或怜悯之心帮扶却不见成效，让人感知一道因过时制度造成的心墙或叫无物之阵高耸于暂住世界。一个基于深切的乡土情感，爱莫能助，孤立无援，在自己祖国生活和创造却被以“暂住”而拒绝，人人能看到却无可奈何的“无物之阵”竟然伴随我们数十年，这“无物之阵”窒息着我们民族的呼吸和心灵，不应当被拆解和破除吗？
作为农民进城所普遍遭遇的暂住纠结，由此而派生的精神状况，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某些散文涉及了这种社会现实，但把“暂住”当作当下社会的痛———持久的痛，无可再续之痛，对准“暂住”的前世今生，对准因“暂住”而命运淹滞的几代暂住人情感心灵的恶性逆行，把它看作现实中一种精神现象，展开全景式又极富个人和家庭情感深度的描摹，《暂住中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文本，当然也应视为在场散文的又一扛鼎之作。
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维护城乡二元结构的法律利器，它像我们国家当时别的许多法律法规一样，都有着正当而庄严的理由，可在实行中却趋向狭窄化甚至单一化，其执行结果违反了其初衷。且不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民的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千千万万农民进城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因“暂住”不能同享城市公共资源，被视为编外公民而受了粗暴的排斥，这服务了“社会主义建设”吗？如第一条，“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2015年，不管因暂住制度所造成的亿万农民打工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强化的仍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则成了一纸空文，所谓“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拿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观点对照，其效果已为大家所见，滞后于生活与建设则是显见的。
《暂住中国》平实地写出了这种种“是是而非”，也就是各地执行户口制度却不利于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当然，在城乡二元结构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住城市进企业是特权（恩准），在温饱线上踯躅的农民的“个人价值”和“尊严”仍在沉睡，或者说，“个人价值”和“尊严”意识还处在低人权水平的遮蔽之下，而宣传上务农光荣农民（还分有地主富农中农坏分子贫下中农若干等级）伟大则是抽象的（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中的人民是集体的抽象的，而习近平北京文艺讲话中的人民明确界定为有血有肉有各种情感命运的具体的个人），农民对加在自己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跟自身的现实处境相联系，也无法发出自己真正的心声。只在改革开放打工潮兴起，农民致富而奔赴城市，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变，“个人价值”和“尊严”意识觉醒，但在“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追求中却发现自己非农非城的暂住身份，受到了过时法规的深重束缚，他们进城生活的许多精力，不是应对所担负的工作职责，不是适应与乡土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时空，连同子女，而是与“城市暂住”相周旋落得遍体鳞伤。
于是在对暂住者非正常生存生活的叙写中，《暂住中国》强烈地传导“是”（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尊严）的在场，“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的“是”的在场。
还应该指出，数十年各级执行政策法规的一个惯性，就是从上而下越往基层就越“左”，也就是这种狭窄化单一化后果，着眼于“政治正确”又可减少麻缠，提高工作效率，于是挟持既定政策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人进行简单化的划分处理，不是让体制适应新的现实，而是要现实———现实中的人不容分说嵌入过时体制中。这种政策法规一步步“走”到基层，自身具有的可能内涵已大大缩水。
更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出现规模浩大的城市迁徙运动，暂住制度应运而生，滋生了不利于进城农民的无穷的社会问题，善良的乡人莫衷一是，有的受到粗暴呵斥而退缩（暂住恐查症只是其中一种体现），有的“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人心变坏。一些部门一些人受经济利益驱使，打着加快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的旗号，玩弄暂住制度，把它视为生财之道，自然也向那些进城的暂住者做第二次甚至第N次盘剥。地方官媒只是为宣扬“主旋律”做出相应报道，城市暂住充满痛苦呻吟的一幕幕只能自生自灭。
这样，《暂住中国》所凸显的“是”既针对具体的“暂住”个人，也指向社会的各个层面，简言之，是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正如唐小林说“在场是困难的”（《在场》杂志2016•春）———
在场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对“是”的追寻。在场，是“是”的临在；去蔽，是卸除“是”的伪装；敞亮，是从深渊中将“是”唤回；本真，是对“是”的抵达。在场主义散文之“士”，终其所为是“是”。戴着“是”的镣铐跳舞，或者与“是”共舞，在朝向“是”的途中，自由、美丽、深邃而注定寂寞的舞蹈，这是在场主义散文的执念。
“是”谈何容易？符号在，意义就不在。
《暂住中国》迎难而上，从立意到叙述（句子）饱满地体现了这一执念。它宽容而理解地叙写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老板和暂住者自己对暂住的漠视和轻蔑，就是对暂住之“是”的勘探，呼唤暂住之“是”，由此全书所写就是对暂住之“是”的抵达。所谓对暂住者“加强管理”（如旅店不得接受暂住者和对暂住者羁押收容）等耳提面命犹如符号，当“符号”亮出，本真的意义（道义和尊严）就不复存在，作者对“本真的意义”的追寻即在其中（第一章“暂住”就从暂住者的生存境况记录了种种“暂住恐查症”）。
我还看到，像旷日持久的暂住制度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如同一个深层的社会病灶，影响了数代农民工，也影响了在乡村的数代农民，已使万千农村家庭及其成员产生这样那样的身体和精神病变，成为我们社会的巨大梦靥，我们民族现代进程中的灰色记忆，而且周闻道基于长期观察、社会宏观观察和近距离叙写，发出了无可回避的时代之问社会之问：“我们建立起来的现代化，会不会是一个空心壳？”（再版自序）以现实主义精神叙写它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如何客观、准确地切入生活与心灵，《暂住中国》显现了较成功的在场之道，《暂住中国》非周闻道莫属。
周闻道近距离目睹并感受了堂侄和一些他熟悉的人的暂住之困暂住之苦，他的家属就是熟悉户籍管理历史和现状的公安干部，他关注农民兄弟的命运和心灵，追踪这种“灰色记忆”在我们国家现代进程的深远影响，他直面这样的现实，抓住了这一题材，并且明白“在在场再现中可呈现文字的意义”（再版自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句子。
他充分掂量了这种写作的重量和可能招致的危险，选择以“人的生存和尊严”———人文情怀为在场写作的红线（不管暂住者有无清醒意识，他们的彷徨和抗争在客观上都贯穿这一庄重追求），这也是当今真正作家的写作常识。真正让我惊讶并感佩的却是，在他持续性地深入到“暂住”之域，步入敏感的制度及其改革之地，并非一味地为弱势者“讨还公道”，而是深入这一制度的相关层面，弱势者自身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短板”（不懂法或不知法在何方等欠缺精神资源的体现）；他理解地剖析了相关制度层面（包括官员和工作人员），对暂住制度之灰之冷之硬之过时的批判洋溢其中。他这样的书写各方均能接受，也更加觉得暂住制度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就是说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显示了在场写作的力量。《暂住中国》显现了难能可贵的不叫写作方法的写作方法———与作者思想方法相一致的、与社会同呼吸的写作方法。
当然，我也感觉他进入“暂住”之场域———这个敏感地带的小心翼翼，唯恐被人抓住妄议国家政策的把柄，也力避给主事者（如公安）以抹黑之嫌，给暂住者以鼓噪之嫌，然而，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挫钝笔力，而是开辟或找到了更大的表现空间（暂住制度与整个社会相联），亮出了思想，让“无法直视”的艺术魅力从容散发却直逼了当事者心灵，当然也叩击着读者的心灵。
一言以蔽之，《暂住中国》贯穿着对非非而“是”的深入勘探。
与其说《暂住中国》充满了对暂住之场域的公家人和农民工言行是是而“非”的贴身叙写———他们均认为自己的行动和行为是正当的，可到头来暂住者仍落入没有身份没有尊严遭到羞辱的窘境，不如说全书贯穿着对非非而“是”———城市暂住者主体农民工的生存和尊严的尊重与声索———的深入勘探，由诸多当事人和相关场景的叙写，发出了“必须终结暂住制度”的时代呼喊。《暂住中国》的在场精神体现在从容细密地叙写暂住者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变化以及对整个时代社会的辐射之中。
比如写堂侄暂住遭遇的“编外公民”（第二章），从堂侄为结束暂住而决定在城里买房切入，引出“暂住证换成身份证，不仅是一个人证件的改变，而且是人的身份、尊严、地位、待遇和命运的改变。”（P17）这种现代意识对大学毕业跳出农门的堂侄再自然不过，同时也显示，我们是在城市化全球化，人的尊严受到重视的现实情境中进入这个话题。由于“我”根据理论条文概括一般经济常识的参谋，倒使堂侄错失了一次买房机会，表明现实与我们的“理论认识”南辕而北辙。而且，大跌眼镜的还有，堂侄被二套房了，成了官方相关文档里的有房户，原来又是房产老板“将员工身份证搜集起来，以虚报考销售形式，获取银行按揭贷款。”（P20）暂住者的被利用，与尊重暂住者无关，而与利用者老板的利益相关。老板开导暂住者小周说：“签订合同，务必记住一个原则：始终要把对方当坏人……尽量规避风险，把主动权留给自己，而不是对方。”（P24）老板如此认知，不也是从社会（政府行政行为）学来的吗？不也沿袭着阶级斗争思维吗？
作者无意针对这复杂的现实，而是对准懂法律的大学生堂侄的暂住经历：“来到另一家建筑工地；摆脱了一处的暂住纠结，又钻进另一处的更陌生，更没有着落，更没底的暂住。”堂侄心中升起一丝暗暗的恐惧。（P26）堂侄成了三无（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人员，住旅馆也不得安全，因为店主怕违反“治安责任保证书”而深夜赶走他，于是堂侄强烈地感到，自己在这个工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是一个多余的人。（P28）
堂侄被带到派出所，慷慨激昂跟警察理论，警察愠怒地说：“你有本事，去追究各地政府的违法责任得了。”（P34）说明从政府到坊间，都知道迁延数十年的暂住制度束缚了人，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实在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习惯思维和工作方式所致，政府应该担责。可是政府所采取的举措，本质上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头没治好，脚也没有治好。（P27）暂住者堂侄实在忍无可忍：“既生我，何生暂住！”（P39）展开的逻辑也即是“是”，农民进城与暂住制度已水火不相容，农民进城不可阻挡，要改的必定是暂住制度。
“无根之痛”（第三章）讲了被几次拐卖、没有公民身份的乡女黄兵的经历。她更是源头意义上的暂住者，社会一进入改革，乡土上各式各样的人贩子无视乡女尊严，她因相关知识匮乏而屡招摆布，她从四川到河北，从少年青年到中年，在熟悉的土地上成了没有身份的暂住者。黄兵的回到老家无地生根。（P51）她不得不由公公乱伦，公公以她没有身份证而威吓她。（P55）毕竟是可以“流动”的时代，她“坚持向死而逃，跑了抓回，抓回又跑，又是13年过去了，2007年秋，她终于逃跑成功。（P55）”她去城市打工，领工资时因没有身份证，也没暂住证，而领不到工资。她蒙头痛哭，一片茫然。但解决身份证还得靠政府。当她去找政府，政府一句话“如何证明你打工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把她给问噎了。（P59）户籍民警也皱起了眉头。去医院看病，医生开口就问，你有医疗卡吗？（P63）没有身份证或暂住证，怎会有医疗卡呢？最终，她连暂住也无门。“黄兵的梦想，只是一位普通公民的合法身份，正常的公民资格和有尊严的生活，可她，无论获得还是解脱至今仍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殿。一种无根的生活，让她感到莫大的无奈和恐惧。”（P51）虽有地方公安为她努力，也未果。天空仍然是灰蒙蒙的，阴霾和雾气遮蔽了阳光，不阴不阳，她习惯了。所幸，不屈服是她的命运。（P69）
“欲说暂住”（第十一章）交待了黄兵的落局。因“暂住”系列见诸刊物，因文章影响，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黄兵的户籍终于得以解决。她写给作者的短信说：当我从派出所接过紫红色的户口簿，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整整37年啊。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但我没有激动，也激动不起来，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痛哭一场。（P281）这也表明只要通过各种媒体持续曝光，社会的不公总会得到正视。
黄兵（暂住者）的“不屈服”不正是人觉醒之“是”的体现么？她命运的终于改变，周闻道的平实书写，不正是双层意义上自由、美丽、深邃而注定寂寞的舞蹈？
暂住者在城市成了被盘剥的对象，有时竟也因有利用价值而被利用，“等分选民”（第五章）就以堂侄经历披露了在暂住地一次官方成功（选举“符号”在）而另一候选人却是失败的选举（真正选举的意义不在）。
因竞选一个位置靠前的副镇长职位，王副镇长争选票而与暂住者称兄道弟，抱团。“全镇三万多人，外来暂住人口占了三分之一呢。王副镇长说到做到，不仅为堂侄他们几个解决了孩子上学、有线电视入户、生活区垃圾堆放、自来水压力不足等过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还隔三岔五的，请堂侄他们几个暂住者代表聚聚，了解情况，联络感情。”（P105）作者并没有丑化王副镇长觊觎该镇更显赫权力的作为，而是把王副镇长看作是一位产生于这块土地的聪明人（拿另一种话说就是犬儒），但也透出暂住者作为正当选举人在当地政治生活中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其实这是王副镇长的一厢情愿，他应该知道这一选举“密码”或叫潜规则，可他基于自己一定的工作业绩和人缘关系，天真地寄希望于全民参加的选举，自己凭藉真正的民意脱颖而出。当然他的希望泡汤了，他的侥幸之念悲摧了。
因为要选的“副镇长”组织部门早已内定，所谓选举不过就是用“代表的选票”明确下来，所以挑选善解组织意图的代表（另一个堂皇说法是保证代表的素质）是个关键，另一位副镇长自然走“精英路线”，“抓住的是机关学校医院城镇居民”，因为他们有身份，“找堂侄们做工作，只是他们竞选的扩展和延伸。”（P109）王副镇长走草根路线必定失败。何况城市居民跟暂住者（草民）诉求不一样，前者“追求生活的品质和锦上添花”，后者“追求生存条件的改善和摆脱贫困的雪中送炭”。而暂住者的利益诉求中“既有农民基因，也有城市因素，更有城乡过渡中衍生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特殊尴尬与困苦”。（P110）现实是，选票上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他们预想的本地农民和外来暂住户代表。”（P111）结果当然是王副镇长落败。
这一章非常充分地显现了《暂住中国》对非非而“是”的深入勘探的“在场”特色。作者对中国选举的运作胸有成竹，把如此纷纭复杂的世相和人心作了简洁而有条不紊的揭示。
不是说王副镇长和堂侄们的种种“活动”是非法的，而是说，他们关注这样一次选举，释放生活中激发的热情和希望，是正当的，但他们信心满满地每走一步却是向着失败一步步逼近。包括这次失败，堂侄在一连串的失败中，深化了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如“难道我们一个农民，还抵不上四分之一个城里人！”作者“不能助长堂侄的对立情绪”，强调“要讲究代表性和素质”，立即招到堂侄的反驳：“那农民代表代表的人数应该比城市代表代表的人数少才是啊……我们的代表分配怎么恰恰相反。”作者慨叹：是啊，恰恰相反，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P115）这里作者揭示了我们选举的是是而非；他在劝导堂侄中也肯定了堂侄思考之是。
这一章还从三个暂住者“对选不选举已了无兴趣”，一个通过关系转为常住人口，一个随老乡到别处打工即暂住，还有一个仍在这个城市暂住，一听又是选举的事，根本没有信心。火热的心，一下冷了大半。（P119）作者叹息，“堂侄哪里知道，这里的所谓选举结果，还只是整个游戏的刚刚起步，真正的玄机还没有开始。”（P123）大学生堂侄对社会虽有一定认识，显然达不到作者的认识高度，作者作了必要的解说即提醒：“他对社会的了解，许多还停留于书本和法律条文。他哪里知道，在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内，一切与权力有关的候选人的产生，都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比如说，中共党员代表，须由党委组织部安排，其他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则由党委统战部安排。也可能是主要领导的一声招呼、一个暗示，而程序，也不过是形式中的形式。”“代表他们（暂住者）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永远跨不过去的那道鸿沟对面的那些人，这个镇、这个城市的精英层。其实，王副镇长是知道这个规矩的，只是他不甘心，于是忽悠了几年年轻人。”（P123）于是，这一章乃至全书，由于作者的恰当“介入”，主动“在场”，感情和思想始终在场，《暂住中国》的“在场”抵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全书对生活场景和人的情态、心理的叙写不但披露暂住人的悲凉寂寞的生存之舞，也是周闻道挥笔之舞蹈，有如在街头看残疾乞讨者显心显情的歌舞表演，油然生发感慨，其厚重不在同题材小说之下，也彰显了在场散文写作可能承载的丰厚内涵，可能抵达的文学高度，有着跟小说地位争雄的可能前景，非虚构之一翼———在场散文写作有着广阔的天地。
《在场》2016·冬/场外
（责任编辑：晓来轻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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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周闻道
副总编：晓来轻酌
在场编校：宁静（组长）、袁志英、钱昀、刘月新、刘小四、木子、偏说、杨培铮、六六、刘爱国、李慕云
在场朗诵：海之魂（组长）、郭万梅、赵文、杨丽、花语、龙丹、吴海燕、章涛、万军
在场阅评：郭连莹（组长）、润雨、王茵芬、夕夏、高影新、鸣谦、楚歌、林中蔓青
在场制作：晓来轻酌、相相、宋小铭、王金梅、刘珍
特约评论员：草原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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